下面这篇文章的内容已经在心中积蓄很久了, 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个月.一直难以下笔,实在是因为自己也是被骂者的同类,损敌一千,自伤八百.无奈最后水满自溢, 还是忍不住从脑子里破堤而出,落在了笔端.把草稿拿给几个朋友看,有的说好,中肯;也有的说我太刻薄,伤人.也有的说:你找死啊?写这样的东西!就让我心里特犹豫,要不要发出来啊?最后就借着点酒,贴了.酒壮SONG_二声(这个字的中文到底怎么写啊?字典里查不出来)人胆,一点不假.只是脑子里一直闪现着儿时看过的一场电影,里面的主角对着步话机大声喊:向我开炮! 这几句话算是前言吧!

到中国旅游,本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尤其带着儿子,让他们从小能够切身体会一下中国的风土人情,到各个历史景点感受一下中国的文化传承,真是胜过书本上一万个对长城,故宫,兵马佣介绍的文字与图片.

只是,有所得也必有所失.在让儿子去感受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会让他们目睹着当今中国社会各式各样的丑行,弄得儿子常常向我提一些令我尴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譬如,为什么街上的气车从来不让行人?为什么到处都那么脏,大家随便往地上扔东西? 为什么人们那么粗鲁没有礼貌?为什么又脏又臭的厕所门口总会有人收钱?为什么人们讲话那么大声好象在吵架?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不分场合在哪里都抽烟?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总有那么多的人扑过来非要卖东西给你而且缠着不走?其实答案不是没有,只是我不想说,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在心中种下太多对中国负面的印象,尽管我知道我的努力最终可能仍会是徒劳.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带他们往中国跑了,目的是趁他们年纪还小,还能够对我们的安排没有提出异议时,让他们尽早地习惯中国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周围很多的朋友,等到孩子十几岁了,认为懂事了,有理解能力,能够吸收一路的所见所闻了,于是带着去中国,满怀期望地想让孩子去感受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去了解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根,而结果却往往是趁兴而去,扫兴而归.最典型的效果就是,回来后孩子们做总结一般地对父母说:那就是你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啊!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失望与不屑,并拒绝以后再去.这个时候,弄得做父母的一只手伸了起来,不知道是应该抽孩子的嘴巴,还是往自己脸上煽.

中国这几十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譬如说上海,几个月不去,就会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市容.记得95年去上海,当空中小姐宣布我们已经飞临上海的天空时,我从飞机上向下望去,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当我的兄弟接上我, 穿过无灯的黑暗,驱车行驶在上海市区那坑坑凹凹高低不平,恨不得能把肠子都颠腾出来的的街道上时,夜色之中,我看到的上海完全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建筑工地, 道路两旁以至绵延到天边的全是高耸入云的脚手架印在空中的影子;几年后再去上海,夜幕之下,我发现它已经完全成了灯火通明,高楼成群的花花世界了,比纽约还要气势!当我一次从上海绕道香港回到美国,向太太描绘这这个崭新的世界时,太太凭着她八十年代的记忆,完全没有能力接受,这个在她嘴里一直是个”破上海”的地方都快比她的香港还要繁华了.当然,如果我要是告诉她,上海外滩旁边的停车场里帮司机寻找车位的老头,身上的西服与领带比微软总裁比尔.盖兹穿得还要正式气派,那还不如告诉她,我从上海到香港其实是脚踏着阿拉伯人的地毯而不是买票坐的飞机 ,所以我没有提起.

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相应地带来社会道德的提升.和谐社会的口号之所以如此响亮地提出,也同样响亮地说明,这个社会多么缺少和谐.

这几年往中国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以我个人的经历所总结出来的这个社会的状况让我实在不敢恭维.这个社会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的尊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起码的信任,更缺少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平等相处的观念.古人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看着如今的中国社会, 我只能说,我们的古人太天真善良了.

在中国,我每每看到公司里的主管面对下属,如何以在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为人身攻击的方式进行训斥和辱骂,而同一个下属当他/她点头哈腰地承受了上司如此的辱骂之后,转过身去便将同样的待遇抛给他/她的下属;而在街头上,则更不用说了.我在北京中关村,曾目击过一个警察如何象流氓一样欺辱讹诈一个骑板车的民工,而这个民工却自始至终满脸谗笑不敢回一句话;也在浙江义乌的火车站,看到另一个骑板车的民工如何凶蛮地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一个应该是比他地位更底的刚进城的乡下人耳光.

我有时与朋友开玩笑道: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

为了不用磕头而可以坚定地站到煽耳光的行列之中,这个社会充斥着种种的荒诞:

这个社会造就了每个人出门时,无论时间场合,都要穿上最漂亮最贵重的衣服,以在公众场合显示自己很有身份,从而获取别人的尊重;

这个社会造就了即便上班骑车也不过十分钟,开车却要堵半个小时,而仍然前仆后继争相购买私家车的人群,以显示自己富有与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小心谨慎,永远带着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人群,害怕被骗,也常常被骗,有了机会也毫不迟疑地去骗别的傻瓜以显示自己的机警与聪明;

这个社会造就了全民族的狗眼病,在与别人的初次接触时, 每个人都隔着大脑中的门缝细心揣摩对方的身价与身份,在自己心中暗暗排列高低的档位,然后逐一划归属于要向他/她磕头的一族,或是将来有机会可以煽耳光的一类;

这个社会造就出与人交往时,如果你客气礼貌地对人说话,人家定会以为你身份卑微,或者有求于人,于是对你横眉竖眼,不屑正视;而你故意扯起了嗓子,一副土匪的样子高声吆喝,别人却会立即对你点头哈腰,唯唯喏喏,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不知道有着什么背景的何方神圣.

这个社会造就了另一个严重的被称之为红眼病的流行病,每个人都觉得别人比自己挣到了更多的钱,于是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挖尽心思要比别人捞更多的钱,生活的重心仿佛除了钱还是钱.商人为了钱,可以黑着心卖没有营养的婴儿奶粉,让无数喝了它的婴儿终生残疾;农民为了钱,可以用各种化学原料施于水果之中让它们显得鲜嫩可口,让吃过的人中毒至癌;医生为了钱,可以见死不救,除非你底下塞够了红包;老师为了钱,可以在课堂上只讲一半,另一半得交钱上他们自己家里开的课后补习班......;而男人们为了所谓的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老婆孩子丢在家里,没天没夜地在外面花天酒地地鬼混,美其名曰:应酬! 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竟成了成功男人的必要条件与象征.

这个社会中的男男女女都极其好面子,爱炫耀,并且善于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向别人,往往是陌生人,表现自己如何重要,如何身份特别,地位崇高,如何与众不同.你可以随便在一家咖啡馆里听到临座的两个人高声地谈论自己如何正在做着上千万,上亿万元的某个项目,一边用眼角的余辉探视是否引来了周围敬慕的眼神;便是坐公车,你也可以听到身后两个人点名道姓地大声议论着自己公司里某某如何愚蠢之极,幸亏自己英明能干才替公司做下了几百万的单子;那说话的音量,其实是有意要当做稿子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广播的.

一次乘飞机从杭州到北京,身后坐着一位不知道何等来历的中国人,想必自己以为应是有点钱, 或是有些权的.从登上飞机的一刻到最后下了飞机的一秒,一路上全机舱里就听他大着嗓门哇啦哇啦地不停,把空中小姐呼来唤去地指挥得团团转,仿佛是在使唤他自己的私家女佣,神气活现地,觉得自己特有身份,有脸面.其实让人看着十足地缺乏教养,浅薄可笑.我就忍不住想,如果他真是那么大牌,何不买个头等舱的位子,坐到前面让空中小姐好生伺候着,也般配他有钱有地位的身份,却要挤在普通舱里拿腔做势,真是让人看着莫名其妙.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平时走在外面是如何自以为是,迈起步子来,一定会以为屁股下面至少抬着八乘的大轿.

这样的情景在各地我都时常碰到,尤其是在餐馆里,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穿着人模人样,可一张嘴招呼服务员,那架式就象是奴隶主在吆喝自己的家奴,声音比那旧时为官老爷在前面开道的衙役还凶猛.可周围的人们似乎并不以为奇,估计是司空见惯了.据说这样才特别能章显出自己是个大爷的身份,请客时在客人面前也显得面子十足.

而下面的这次的经历,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多么可怕的心理鸿沟.

一次去杭州办事,有半天的空闲,便独自拿了相机到西湖边散步,随手拍拍西湖的风景.这时,看到前面一对年轻男女,互相轮流着在一个景点前面拍照,从言谈举止看,应该是一对新婚夫妇出来度蜜月.心想,一对新人出来一趟,这样互相照相竟不能留个合影,多可惜.便走上前去,指着那男人手中的相机问道: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个合影?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非常平常的.无论你到哪里游玩,如果你是几个

人在互相照相留影,总会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友善地问,需不需要帮你们一起拍个合影.常常有人这样帮我,我也常常这样帮助别人.可令我万分尴尬的是,那两人听了我的问话之后,立即惊鄂地圆睁了眼睛看着我,满脸的疑虑,将我从头到脚很戒备地打量了一番之后,一步一回头,将手中的相机紧紧地抱在怀里匆匆地走了.我楞了半晌,才突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不由地苦笑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相机, 怎么着也得比他们的要贵好几倍的吧!

这件事时常让我想起,让我感叹,是什么让他们对别人的友善带着仿佛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怀疑,戒备甚至恐惧呢?

这个问题,在另一次足以表现我是如何成了不可救药的"美国大傻瓜"的事件之后,让我多少获得了一些答案.

事情是这样的,还是在杭州.一次去那里办事,住在世贸大厦酒店,早上到楼下吃早餐,刚坐下, 临桌便有两个和尚热情地招呼我与我聊天.我正一个人怪无聊的,便与他们攀谈起来.这两个和尚自称是从五台山来的.五台山我听过,那里的和尚很有名,至少历史上如此,于是我便对他们生了些好感.这样聊着聊着,两人便讲起了他们如何来到了杭州,一路如何辛苦,然后便讲他们的大师傅如何得了病,治病把身上的钱全花光了,使他们不得不滞留此地回不了家,只好四处向人化缘筹集回去的路费.最后就说到我了,说能碰到我并和我这样开心地聊天,可见我很有佛缘,并说一看就知道我心地善良,然后便请求我发发善心帮帮他们.我虽然对各式宗教向来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但对佛教多少还是有些偏爱的.尤其是两位长老话说得如此诚恳,又一脸真诚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夸我,让我的虚荣心十分受用的同时,便觉得如果不有所帮助的表示,就真是说不过去了.适逢身上已经没有多少人民币, 没多想,便从钱包里拿了一张一百元的美钞给了他们,问可不可以?两人不动声色地接了,向我的钱包里瞥了一眼,说,能不能再多给一张.这一问,反让我觉得有些蹊跷了,心里瞬间闪过一念:出家之人不知道感谢怎么可以这么贪?便和颜拒绝了,没再多想.

两人匆匆又吃了几口饭,便起身告辞.我也吃完了,跟在他们身后出去.

这时餐厅的领班走了过来与我搭话,问那两个和尚是不是向我要钱了,当知道我给了他们一百美元后,立即让门口的服务员通知楼下的警卫追了出去.我正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领班告诉我,这两个人其实是骗子,已经在这里多日了.因为他们正正当当地买了餐卷进来吃饭,又看我与他们聊得很开心,便不好过来打挠提醒我. 既然我是酒店的房客,现在知道"和尚"拿了我的钱,就要为我追回损失.果然,等领班带着我走到楼下时,那两个"和尚"已在正要上出租车前被追了回来,领班把我的一百美元拿回来给我,让我赶紧离开.至于后来那两个"和尚"如何处置,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后向杭州当地的朋友提起,他差一点儿笑得背过了气,道:就你们这些美国回来的大傻瓜才会上这样的当!让我觉得,这人世间的几十年真是白活了.

记得当年刚到美国时,常与几个朋友嘲笑美国人如何大脑简单,呆笨无比,一点都不知道转弯.想不到二十多年下来,我自己反到成了中国人眼里的美国大傻瓜,笨得不可理喻.

在美国的生活,其实真是很单纯,平日从来不会想到有人会成心地骗你,大家说话办事也都直来直去,就事论事,用不着天天花时间精力说半截话,或是揣摩别人一句话后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更深的含意,更不用说走到外面还要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地防着别人费尽心思设了圈套来坑你.这样的生活,能不让人变笨吗!

只是,我现在不再嘲笑美国人如何笨了,而更是觉得,生活在中国当今的社会之中,中国人聪明得可怕而且可悲.

而美国式的呆笨碰到中国式的聪明,有时候所产生的效果却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是我西雅图的朋友在北京的一次经历.

一次去中国出差,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我的这位朋友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掉了一个钱包.秉持着美国式的实在,我的朋友马上过去捡了起来,一边喊着前面的人就追了上去,而那掉了钱包的人却似乎没有听见,反而脚步越来越快,于是我的朋友也加快了脚步匆匆往前赶.这时,从路旁一条偏街里就冲出一个人来,做着手势把他拦下,叫他不要声张,指着他手中的钱包说,看有多少钱,两人分了得了;我的朋友一听这话,哪里同意,义正词严地批评他怎么可以如此没有道德良心,贪别人的便宜,甩下他继续追赶那丢了钱包的人.那人终于被追上了,收回了钱包,却并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现,反到有些不耐烦的样子,让我的朋友十分诧异不解;后来将这件事向当地公司的人说了,经过点醒,才明白,那两个人原来是同伙,专门在街上做套坑人的.譬如,那钱包里也许只有两百块钱,如果你贪便宜同意和后面那人分了,一人拿了一百,你这里正分着呢,那丢钱包的人这时就会非常适时地折了回来,把你们两人抓个正着.那与你分钱的人就会顺势一副改邪归正息事宁人的样子,从口袋里掏出几白或几千元来(要看你有多少的油水可揩),声称这是他分到的一半,如数归换, 而你之前分到的一半,现在却要变成了几百或几千才能还清了,否则人证物证俱在,只好叫警察来解决.

这种中国式的聪明机关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人们对不义之财的贪婪,据说这样的套子成功率极高,不想碰到了我这位在外面生活了十几年的美国大傻瓜,却竟然让那两个骗子徒劳无功.那两人看着我朋友远去的背影,估计一定会哭笑不得,恨得牙根发痒以为出门看错了黄历的.

仔细想一想,之所以中国会有这样的坑骗招数,其实不也正说明了社会上有太多贪图不义之财的人,才使他们的伎俩有实施的市场吗?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拿,这难道不应该是从小父母对孩子们最起码的做人的教育吗?怎么竟会有那么多的成年人能够忘记这个基本教育而使骗子们得以成功呢?

我知道写这篇文章是会被国内的中国人骂的.其实这本身也是如今中国让我感到叹息的另一方面: 中国人不能容忍别人批评.你要是说中国一点的不好,那你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假洋鬼子.至于是不是真的不好,则不在考虑之列.即便真的不好,他也一定会列出无数别人也如何不好来为自己辩护.也有人会说:你以为你在外面时间长了,就自己觉得了不起了,中国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算个什么东西!其实,我算什么东西不重要,也不是这里谈论的焦点.重要的是就事论事.谁能讲我说的不是事实吗?如果不是心里还有着中国,我完全可以象个局外人一样,对中国的一切缺陷, 幸灾乐祸地当热闹看,何必费这么多的口舌.

一个民族,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而妄自尊大,与奴颜婢膝,妄自菲薄都同样可悲。

我所在的国际机构，职员们有很多到世界各国出差的机会，但是有一个国家大家都争着去，这就是我们中国。为什么中国这么有人缘呢？我在同事们中做了个随机调查。答案有很多，有人钟情古老的神州文化，有人青睐物美价廉的商品，还有人就是想品尝色香味俱全的中国佳肴。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提到在中国出差和到其他国家不一样，国内接待单位安排周到妥贴，事事不用操心，舒舒服服当个“外宾”的感觉真好。

算起来本人在国外生活的时间也不短了，也认识不少在国外的华人朋友。不论在哪个国家，我们学生很少被当作“留学生”得到特殊照顾，毕业了在学校当教师也没有“外教”的待遇，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外商”的优惠，在企业工作的更不算“外国专家”，充其量也就是个准国民待遇，何曾体验到过“外宾”的感觉！也许您会说在国外长期生活的人入乡随俗，人家当然不会拿你当外宾看。但是，即使是我们到国外短期访问的代表团，对方接待单位也多半是公事公办，很少会像我们国内那样招待外国客人山珍海味或者安排游山玩水。当然，我们中国泱泱大国，又是礼仪之邦，讲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外国朋友热情招待还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如果刻意以洋人为本，把“外国人都说了……”当作评判事物的是非标准，那就不免有失体统了。我有一位中国同事率团去国内出差，副手和团员都是清一色的西方人。在某市考察期间，代表团接受了当地电视台的采访，应邀对该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战略发表看法。录像之前，电视台方面向代表团提出，出于宣传效果的考虑，最好由那位洋人副团长接受采访，因为由一个外国人发表对国内事情的看法对观众可能更有说服力。好在我的同事深谙国情，也很有肚量，所以同意了这个安排。但是他又不担心这位外国人掌握不住分寸，所以一五一十用英文写了发言提纲。采访时副团长先生照本宣科，再通过翻译翻成汉语，电视上看着跟真的似的，效果自然不错。

我曾有机会与几位同事出了一趟远程的“美差”，应邀先后到北欧三国（芬兰、瑞典和挪威）、美国和中国参加研讨会，向这几个国家的承包商和咨询公司介绍参与国际工程的商业机会以及竞标和采购的要诀。虽然说我们在三地五国的出差任务完全相同，身份也都是国际金融组织专家，但所到之处受到的接待却大相径庭，一路走下来，感触颇多。

先说北欧之行。按日程安排，第一场研讨会星期二在赫尔辛基举行，然后紧接着星期三、四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分别进行另外两场。我们看日程紧张，特意订了周六到芬兰的航班，以便事先有足够的休息和准备时间，还可以抽空在赫尔辛基转转。不料，对方主办单位发来传真，询问星期一是否有正式活动，委婉建议最好乘周一的航班抵达。我们想接待人员很可能是不愿意耽误周末时间出来接机，而周一有别的安排，也没有时间陪同我们，那就客随主便吧。星期一下午我们乘斯堪地纳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赫尔辛基时，左顾右盼，并没有人来接机。等我们乘出租车到了饭店办入住手续时，才看见一份传真，对我们顺利抵达表示慰问和欢迎，并且详细说明第二天开会的时间地点。从星期二早上8点30分开始，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上午是有五十多人参加的全体会，下午是与各个公司代表的分别会晤，一直到4点半钟。然后匆匆忙忙地赶赴机场，转往下一个城市。这样在北欧三国，连续开了三天会，连晚饭都是在飞机上吃的。虽然没有安排时间观光，但是北欧人的组织效率和严谨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美国我们的开会地点是在西海岸的洛杉矶。飞抵机场时，我们已经料定没有人接机，所以直赴事先订好的希尔顿饭店。可是在办入住手续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主办单位留下的任何信息。正为难时，饭店前台小姐提醒我们去看大堂入口处的信息板。我们仔细一找果然在一大串活动中发现了我们的研讨会，原来会议地点就在这个饭店的会议厅。到了那个会议厅一看，果然有工人在忙着布置会场，看来人家美国人还是作了充分准备的。第二天8点30分，参加会的人已经陆续到达了。在会议厅的门口，有一位小姐负责报到登记，并且给每位参加者发一个事先准备的名牌胸卡。我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在最后，所以不费事一下就找到了。挂上胸卡刚要走，小姐说让我交30美元的会议费，其中包括一顿工作餐。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解释说： “我，还有那边几位同事，是你们请来的‘resources persons’（即要在会上讲话的专家）。是不是要交费，你去问一下。”结果，这会议费还真免了。在洛杉矶的会议安排与北欧差不多，紧张的一天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不知是不是为了早上收会议费的“失礼”作补偿，下午全部日程结束时，接待单位的主人大方地邀请我们去临街的“汉堡王”吃了一顿快餐。

虽然几位外国同事早就听我说过中国是“礼仪之邦”，但他们抵达中国以后的所受到的热情款待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像。那天，主人从机场用专车把我们接到饭店下榻，入住手续早已由接待单位事先办好，我们拿了钥匙直接就上楼休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专门到我们饭店房间里为我们办理确认下一段飞往上海和深圳的机票。当晚，接待单位的领导出面为我们设宴接风，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第二天开始的研讨会有国内几十个公司的代表参加，总共安排了两天。每天中午是会议安排的丰盛的工作餐，而晚上则是参加会议的公司请客，山珍海味，南北佳肴吃了个遍。由于在北京没有排出旅游的时间，细心的主人在会议进行中间专门派车送已经发过言的专家去故宫参观。为了补偿在北京没有旅游的缺憾，在上海和深圳的接待单位带我们去豫园、中华民俗园玩了个痛快，还特意留出购物的时间。当我们结束全部访问离开深圳的时候，主人客气地说：“欢迎你们再来！”这时我们同行的一位同事说了心里话： “我们这一路走了不少国家，听到‘欢迎再来’的次数不少，只有中国我真是想再来一趟呀！” 在中国当外宾的感觉真好。

听老外七嘴八舌说中国

今天NBA选秀，中国因素再度引起世人关注，我也来说说我的外国同事和朋友眼中的中国。先从最近参加的一个研究如何与记者打交道的培训班说起。美国专家拿出一张当天的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头版的新闻一条一条地看过去，全是负面新闻。专家说：这就是新闻媒体的偏好，要么是暴力，要么是意外，类似“去年世界人口如预期增长百分之一”是决不可能上西方媒体的头条的。这时一位印度同事不解地问：那为什么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息却时常上财经版的头条呢？专家说：very good question。这是因为，在西方读者的预期中，中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应该持续增长，所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消息实际上是某种“意外”，所以可以上头条。

听了这样的说辞，不免令人感到好笑。其实，不论西方主流媒体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普通老百姓怎样看待中国。我久居海外，工作的同事来自几十个国家，平日有意无意地也常常谈到中国和中国人。虽只是个人的闲聊杂侃，盲人摸象，不具统计学的意义，但是作为中国人听来却饶有兴味。

前几年我和几个非洲同事去上海出差，出了机场，第一次到中国的喀麦隆人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这不是曼哈顿吗？他扪心自问：“我们非洲人怎么没想着移民中国呢？光想去法国、美国，他们的签证百般刁难不说，其实他们那地方还没有这里好呢！”另外一个同行的科特迪瓦人则一口咬定：“我觉得中国不应该算是第三世界，不算发展中国家。”我再三解释中国地域发展不平衡，既有与发达国家媲美的大城市，也有和非洲相仿的贫穷地区。好说歹说，最后这位科特迪瓦同事得出结论：“好吧，第三世界是一座大楼，你们中国在大楼的最上面一层，我们非洲在大楼的最底层。”

有的非洲人没有到过中国，但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一次我去马拉维出差，和当地接待单位的总经理去当地中国餐馆吃饭。餐馆老板是中国人，跑堂的活计自然是马拉维人。总经理有感而发：“三年前，这位中国人刚来马拉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打工的伙计。三年过去了，勤俭的中国人成了老板，快乐的马拉维人还是伙计。这就是中国人与马拉维人的区别。”这位马拉维总经理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位埃塞俄比亚同事和我讲的另一段与中国人和餐馆有关的往事。说是在南非的一家假日酒店，楼下的餐馆晚上是自助餐，客人中有来自中国的几个人，可能是一个出差的团组。他们“把盘子做大的”特殊取食方式、每一次取食的数量、和往返的次数都给这位当时在场的埃塞俄比亚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多年过后提起这件事还心有余悸： “哇，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能吃的人，真的没见过！”

其实，无论是马拉维人眼里中国人的勤俭，还是埃塞俄尼亚人眼里中国人的能吃，都是特定条件下构成中国人的有机整体。这种“对立的统一”也表现在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上。毋庸讳言，外国人有的喜欢中国，有的不喜欢中国。我真见过不喜欢中国的人。上次与一位澳大利亚人在菲律宾南部出差，在一个餐馆吃饭时听到旁边一桌人大声喧哗，这位澳大利亚人马上说：“这一定是中国人吧！”更可气的是，在谈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他居然说不限制少数民族生育数量，导致了这些少数民族的贫穷。我在海外这些年早就听惯了对“一胎化”政策的批评，但是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老外批评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

但是，不论老外们对中国抱有什么样的感情色彩，他们都承认中国很奇特。访问过中国，或者念过几本关于中国的小册子的人都会感到某种自命不凡。这是一个没有例外的规则：即使是那些最坚决的反华人士都把到过中国的经历引以为傲。如果有谁能够用轻松的语气说一句：“我刚从中国回来”，那么登时他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就会高大许多。我的法国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当我发现人们对我不够尊重的时候，我就会在不经意间用不在乎的语气说一句：‘当我在北京住的时候……’”。就连一贯对中国人报有某种成见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也不得不佩服中国人。我的日本同事以日本人特有的弯弯绕方式告诉我： “我的太太非常钦佩中国人，承认每个中国人都很聪明。”我问：“何以见得呢？”他回答说：“她总是说，我们日本语中的汉字还不到一半就已经让日本人吃不消了，而中国语全是汉字，而且每个中国人都会写汉字，真是太不简单了！”

说到语言，不能不提我的菲律宾同事的担忧。谁都知道，菲律宾自然资源贫乏，却因为是英语国家，所以其人力资源在世界市场上颇有竞争力。但是，那位同事最近见到我说，菲律宾坊间盛传到了2008年中国人人都会讲英语，届时菲律宾唯一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该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我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虽然说中国人现在学英语说英语的人与日俱增，但是大多是聋哑英语，要达到菲律宾人的整体水平，不要说2008年，可能再过100年也不可能。所以我安慰他说：“别担心，据我所知，那是不可能的。”不料这位仁兄反问：“怎么不可能？只要中国人想干的事情，就一定能干成。听说上海要建一座大桥，聘请外国咨询公司光做可行性研究就要三年，结果中国人自己干才两年大桥就竣工了。”

中国和中国人果真是战无不胜吗？对这个问题，印度人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在美国大众与传媒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印度就是少数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国家之一。我的印度同事如是说——标准的英语句式：“谁也对付不了中国——除了中国人自己。” 我听罢颇感诧异：“此话怎讲？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印度人说： “比如中国产品的价格在印度市场有明显的优势，不要说其他国家，就是印度自己的产品也很难竞争。幸亏中国商人自己运进来一些劣质产品……”听老外说中国，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到底谁是谁非呢？有一次我干脆问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美国学者：“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你作为专家到底怎么看中国？”他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Fortunately for some, unfortunately for others，most of these talks have some degree of truth in them.” 也就是说，不管是有人欢喜还是有人愁，这些关于中国的议论都或多或少有些道理。我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不着边际的回答，于是打破沙锅问到底：“那你呢？你是欢喜的人还是发愁的人呢？”这次他一点都没有犹豫：

“我忙得这后半辈子的工作日程全排满了。你说呢？”